邹鸣鹤请优恤折 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

邹鸣鹤请优恤折 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

奏为殉难大员政绩卓著，吁恳天恩从优加恤，以表循良而彰忠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前任浙江宁绍台道史致谔等二十人联名呈称，原任广西巡抚邹鸣鹤，江苏无锡县人，由进士出宰河南，政声卓著，荐升道员。道光三十年，内外大臣交章论荐，由江西粮道特擢顺天府府尹，简授广西巡抚。咸丰二年逆匪围扑省垣，婴城苦守三十三昼夜，城赖以全。嗣因被议去职回籍。三年正月，金陵戒严，奉旨督办沿江防堵事宜，时已病甚，力疾驰赴江宁，会同地方文武竭力守御。总督陆建瀛悯其老病，劝令还家，愤然拒之。二月初十日城陷，率众巷战，手刃二酋。贼麇至，遂被支解殉节，奏蒙谕旨照道员例赐恤在案。窃思邹鸣鹤巡抚广西，力保危城，厥功甚伟，旋以办团大员殉节金陵。同治三年克复后，其子遍求骸骨，并无藁葬之所，情形惨烈，哀动路人。现在东南军务一律肃清，朝廷褒忠之典有加无已，可否专奏从优加恤等情前来。

臣查邹鸣鹤在开封府任内，正值祥符决口，捍御水灾，卓然有古循吏风，汴人至今感颂。其官顺天府府尹时，臣在京供职，与之往还，心敬其人。迨巡抚广西，守城却贼，公论昭著。回籍后，以闲散之员力疾办团，誓死勿去。综其生平，历任府县均有政绩可传，而在江宁殉节，本无守土之责，尤为临难不苟，大节凛然。该员曾任广西巡抚，合无吁恳天恩，俯准照巡抚例从优加恤，并准特旨予谥，以表循良而彰忠节，出自逾格鸿慈。所有殉难大员政绩卓著，吁请从优加恤缘由，理合会同新任督臣马新贻据情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湘军第五案报销折 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奏为湘军第五案军需款目，遵旨造册报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上谕：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其自本年七月起，一应军需，凡有例可循者，务当遵例支发，力求撙节。其例所不及、有应酌量变通者，亦须先行奏咨备案，事竣之日，一并造册报销等因。钦此。

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简明清单，分为四案。臣于六年二月初八日专折具奏，并声明三年六月以后至四年五月北征之日止，督饬各员接办，照例报销在案。查四年闰五月以后，湘、淮各军同为剿捻之师，应由臣与湖广督臣李鸿章会同造报，另案办理。其自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四年五月底止，臣尚未奉旨。剿捻以前，所有随时遣撤及留防之湘军一切用款，仍由臣饬派江西候补知府王延长，安徽候补知府李兴锐、彭嘉玉一手经理，逐款清厘，作为湘军第五案。

兹据安徽藩司张兆栋等督率王延长等详称，仿照简明清单，据实开报之意，而另造细册咨部查核，以符造册报销之义。综计收款第四案简明清单，内实存银九万八百十五两有奇，实存钱七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千有奇。新收江、皖、湘、鄂各省藩库、道库、关税、厘捐、茶税、盐厘及扣存制造转运等项平馀共银七百七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二两有奇，内除补放各军欠饷三百四十二万四千七百三十五两有奇，钱一万九百三十一千有奇，协济外省饷银一百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三两有奇，计实收银三百三十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九两有奇，钱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千有奇。开除正杂各款，实销银三百三十四万七千五十二两有奇，钱三万六千九百一十千有奇，实存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两有奇，钱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七千有奇，归于剿捻军需下案接办。以上各营用款，自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接报起，截至同治四年五月底出省剿捻止，划清界限，各归各报，其有未调剿捻、随后裁撤之湘中、强中、义从、吉左、湘副后、长胜各营，附入此次造销，以了湘军东征积牍入款。不足则酌提五月以后厘金、盐厘两项补足，以清款目等因，具详请奏前来。

臣查从前各路军营办理报销，均按军需则例分款开报，其有与例不合者，必一一迁就，求合乎例而后止。在当时定例，诚以军营用款最易冒销，故于万不能定数之事，而使之束缚于定例之中，所以杜冒滥、定限制，立法未为不严，用意未为不善。然相沿既久，不问用款之有无虚实，但求造册之针孔相符，内外胥吏互相勾结，以册式为秘笈，以报销为利薮，而于公家帑项毫无裨益。臣此次造册报销，严饬各委员认定实用实销四字，不准设法腾挪，不准曲为弥缝，情愿与部例不符，不愿与实数不合。盖部中则例定自乾隆年间，其时全用经制之兵，用部拨之饷，与此次兵由外募、饷由外筹情形迥不相同。即嘉庆年间参用勇丁，而所募之数甚少，所定之例甚略，从未有一军募至十馀万之多，行之十馀年之久如此次者也。

臣于咸丰三年初募湘勇，系照江忠源营中发饷章程酌量核减。散勇每月四两二钱，亲兵四两五钱，什长四两八钱。在衡州将章程刊刻一次，颁发各营，厥后略有增改。在江西刊刻一次。至咸丰十年在祁门又刻一次。自后遵守多年，不复更改。臣之刊章虽未进呈御览，而东南各省传播已遍，即京师亦闻有流布者，当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于咸丰七年九月具奏报销规模，同治四年腊月具奏水师事宜，均将发饷数目大概陈明。而骆秉章、胡林翼、乔松年前后所奏，均有照臣处刊本章程发饷之语，是臣营饷章，昭昭在人耳目，断难一字掩饰。兹将咸丰十年所刊营制、营规各一本随折咨送军机处备查。此次报销，即系照刊本核算。从前江南大营请销兵丁口粮每名月支银三两八钱有奇，仍支本身馀丁本色口分米粮，加以管带员弁大小约三十馀员，盐粮等项连原省坐粮每用兵一千名，每月约需银七千两，请销勇营口粮每名日支钱三百文，钱价酌中折银，每名月需银六两以外，加以管带各官薪水、杂支每勇千名，每月亦逾六千两。

臣部湘勇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官、哨官、勇夫薪粮公费统计一营月支银二千八百两有奇，每勇千名合计不过五千七百馀两，较之江南大营成案有减无增。向例军营各官递升一阶，则酌加薪粮若干，或得一巴图鲁勇号，则领饷更优。臣所定湘军陆师章程，专论差使，不论官阶。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千、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其巴图鲁等项，亦但有虚荣而无实惠。他如旗帜、号衣、书医、匠役，例准支销者，悉包括于公费一项之内。故由后来论之，则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之饷章，较之臣军而更少。由前此论之，则向荣、和春、张国樑等军之饷章，较之臣军而更优。自臣定章以后，湘军四出援剿，鄂、皖、江、浙、秦、蜀、黔、粤等处，大率从臣章者居多。亦有先从而后改，大同而小异者。又有虽隶臣部下，而鲍超之霆字营、刘松山之老湘营、王可陞之陞字营，不尽遵臣刊章者。要之，凡勇千名月饷总不得越五千八百两。

李鸿章所部诸军，同治元年初至上海，孤军特起，地处极危，不得不稍加优异，以鼓士气。四年二月间，李鸿章附奏军需用款一片，系指在沪苏用兵时发饷而言，款目稍异，情形不同，然亦千勇未尝逾六千两之数。迨四年五月臣奉旨督师，所用各军淮多湘少，同为剿捻之军，仍照刊章一律支放。此又因时权衡而仍力求撙节之本意也。向来采买、制造为销款之弊薮，臣于帐棚、军火，再三推求博访而预筹之。但有制办太多之患，而无价值过昂之弊。向来军需正款，收放一律库平，惟杂款每百两扣平馀银一两。臣营初亦纯用库平，自咸丰九年起，与胡林翼议定，无分正杂用款，概以湘平支放。而所收各处库平每百两申出三两六钱，另列入款拨用，积少成多，所省颇巨。

向来花名清册为送台领饷之据，即为送部备查之案，然兵册则的名居多，勇册则假名居多，相沿已久。盖勇丁去来无定，原籍本无伍符可稽，而又有汰革者、告假者，随时更换。又或疫疾连丧数十人，大败连丧数百人，仓猝难以募补，则其空缺之时，应有截旷银两。在营官之贤者，或将此项截旷银两多养死士，修补军械。不肖者，则以此自肥私橐。臣每于各营遣撤之时，饬令缴出截旷银若干，平日则未及深究。若令按月造送名册，彼不能将旷缺一一呈明，必造假名册以应之，积习牢不可破。臣洞悉此弊，故刊章内但以勤于点名为重，而不以造花名册为重。各营无册送臣处，臣遂无册送部。咸丰九、十年间，户部屡次催造花名册，臣迄未造送。其有违部例者在此，其不欺朝廷者亦在此。此心可质鬼神，初无丝毫意见，敢与部臣相抗也。今此案造册报销，亦但造银数册，仍未造花名册，实不欲以临时编造伪名，稍涉欺饰。伏乞皇上垂察，敕下该部曲为鉴亮。幸甚。将来剿捻军需，淮、湘各军同支江南之饷。臣与李鸿章会同造报，亦拟不造花名册以归简易。理合预行陈明。所有湘军第五案造册报销缘由，专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酌议江苏水师事宜折 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奏为酌议江苏水师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