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

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折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评点：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

《曾国藩全集·家书》共收有曾氏给祖父母或祖父的信十六封。曾氏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是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曾氏对祖父的崇仰之情远过父亲。从曾氏亲撰的墓表中可知，曾玉屏青少年时是个好游乐无节制的浮薄子弟，直到三十五岁时才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农民。曾玉屏体魄强壮，说话声如洪钟，有威仪，治家有方，一直是曾氏大家族的家长，且热心邻里之事，颇有乡党领袖的风度。曾玉屏少时不读书，壮年后深知读书的重要，对子孙课读甚严。他虽未经历过大世面，却有识见。在长孙点翰林后，他告诫家人：我们家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国藩做翰林，只是刚开始，事业还长得很，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以便他一心一意做官。因为有祖父这番叮嘱，故而曾氏做京官十余年，没有为家事操累过。祖母王氏，比丈夫整整大了七岁。直到道光二十六年，祖父祖母都还健在。那时曾氏已三十六岁，官居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衔。这种家庭，世间并不多有。

曾氏想到自己上有祖父母、父母，中有诸弟姊妹，下有妻子儿女，又做了中级京官，真个是福禄周全、门祚鼎盛。他深知月盈则缺、花盛则谢的道理，常以盈满为戒，故将书房取名“求阙斋”。阙者，空也，缺也。曾氏希望今后在别的事情上存有缺憾，以便“堂上重庆”的福气能多保留些日子。

道光二十九年，曾氏官居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已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了，曾玉屏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按照当时礼制，他可以得到从一品荣禄大夫的封赠。一个乡间农民，能享到孙子所带来的这般好处，也可谓洪福齐天了。

在曾氏的心目中，祖父是一个有大智大才、只因生不逢时而未获大用的英雄豪杰。到了晚年，他已建立大功勋，封侯拜相，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纵观曾氏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其中尤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在为人上。他以祖父所说“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将这句话一再告诫子弟。曾氏又在“刚”中注入“毅”的成分。“刚毅”二字成为曾氏性格的主要特征，也是他一生事业成就的基石之所在。

祖父对曾氏的另一重大影响在治家上。曾氏“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治家八字诀，完全是对祖父平时所作所为的概括。他反复告诫子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信中所言“楚善八叔事”，系族叔楚善被债主追逼度日艰难，写信给曾氏请求帮助之事。因祖父在乡党中有威望，故曾氏将此事推给祖父，请他代为援手。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邱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余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余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余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