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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

2022-07-25 14:20:03 发布 浏览 969 次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徵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卿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到怀州去,有人上书说:‘为什么总是差遣山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当今劳役之重,已经和隋代不相上下了。怀州、洛水以东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而皇上还时常到那里去打猎,真是一个骄奢的君王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皇上是听不进忠言的。’一年四季出行打猎,是古代帝王常有的礼数,今日我到怀州,给老百姓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干扰。凡是上书提出意见的,一般我都采纳,臣子贵在能直谏,君王贵在能改正。但如今这样的诋毁,像是在诅咒我啊。”侍中魏徵说:“朝廷广开言路,所以上书提意见的人众多。陛下亲自批阅奏书,是希望采纳好的意见,侥幸大胆上书的人也因此得以把他们的一点浅见告知陛下。臣子向国君提意见,必须言语委婉,措辞得体,借此以讽彼。汉元帝曾到宗庙去祭祀,想从便门出去,再乘楼船到宗庙。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去路,站在汉元帝乘坐的马车外,摘下官帽,说:‘陛下应当从桥上经过,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话,我就自尽,让我颈中的鲜血玷污你的车轮,使你进不了宗庙。’汉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说:‘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那么臣子就会忠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王不会冒无谓的危险,好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汉文帝于是就从桥上经过。从这点看,张猛真可算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啊。”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徵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昔汉文临峻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孝元帝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离灾。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欲安宗庙社稷,何凭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窃思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诫。”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的沙苑去打猎,他亲自射杀猛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特进魏徵上书说:“《尚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沉溺于打猎,《左传》中转述《虞箴》,说夷、羿太喜欢打猎,应该深以为诫。过去汉文帝骑马来到峻阪,想飞驰而下,大臣袁盎紧紧抓住汉文帝的马辔说:‘圣明的君主不冒失、不侥幸,现在陛下骑着骏马,在情况不明的山坡上飞驰。如果马受惊吓,车子失灵怎么办?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待?’汉武帝也喜好猎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大如乌获,射箭快捷如庆忌,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同样地,凶残的野兽也不少。如果在险恶之境突然窜出猛兽,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本领,也无计可施。皇上打猎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但这种事情终非帝王所为。’孝元帝到效祀之地打猎,意犹未尽,想留守在猎区继续狩猎,臣子薛广德说:‘如今关东一带非常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数不胜数。这个时候陛下留在这里打猎,是在自撞使秦国覆没的丧钟,歌唱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啊。这样做将使士兵疲于奔命,随行的官员劳顿不堪。要想江山永固,为什么要靠猎杀老虎来获得呢?望陛下三思。’我提到的这几位帝王,他们都心非木石,难道就偏偏不喜欢骑马打猎的欢娱?其实,他们只是能割舍私情,控制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一心为国,不为己而已。我听说陛下驾车出去,亲自捕杀猛兽,早出晚归。陛下如此尊贵之躯,在荒野里跟踪野兽,深入森林,出没于茂草之中,恐怕非万全之策。我希望陛下舍弃娱乐的私情,上以国家江山为念,下以安慰臣子百姓的担忧之心。”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说:“昨天打猎的事纯属偶然,并非有意为之,今后我深以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将幸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诣行所,上表切谏。太宗遂罢猎,擢拜仁轨新安令。

贞观十四年十月,唐太宗准备去栎阳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得知后,认为十月农村庄稼收割还未完毕,君主这个时候出游打猎不太适宜,便赶紧前往唐太宗一行停驻的地方,呈上了一篇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就此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到野外打猎,向来是唐太宗的喜好,而他尚能听取大臣的谏诤,适当加以节制,在古代帝王中,实属难能可贵,诚如魏徵奏称:“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僚兆庶”“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本篇反映了唐太宗对于虞世南、谷那律等“弗数游猎”的谏言能“深嘉其言”“大被嘉纳”。特别是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到栎阳游畋,县丞刘仁轨以老百姓“收获未毕,非人君顺动之时”的原因加以劝止,上书的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近来见众臣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虽然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的面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的祥瑞之兆,觉得可笑至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祝币以礼焉。’粱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贞观八年,山西发生山崩,大蛇时常出没。另外,山东、长江、淮河也常常发生洪灾。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此事,秘书监虞世南说:“春秋的时候,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召集大臣们查问原因,大臣们说:‘国家掌管着山脉和河流,如今山崩溃,河断流,大王现在应该不奏乐、不着华服、乘坐没有文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梁山是晋国属地,晋国国君采纳了这个意见,果然事后再无灾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崩溃,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周围的郡国不再向朝廷进献供奉,又向老百姓施加恩惠,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不久,灾害自然消失。后来汉灵帝时,有人在皇帝的御座旁发现了一条青蛇;晋惠帝时,在齐地发现了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这条蛇经过集市窜进了宫廷。一般来说,蛇应当生活在杂草丛生的荒野,而这条蛇却出没在集市、宫廷,所以大家都非常奇怪。现在有人在大山、大河边发现了蛇,深山大河必潜藏着龙蛇,这是自然现象,实不足为怪。另外,山东普降大雨,虽是寻常之事,但时间持续过长,恐怕民间有冤情,应当重新审理官司,或许可以顺从天意。而且邪不压正,只要修德就可以使灾害自然消失。”唐太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就派使者到灾区拯济灾民,采用宽大为怀的政策重新审理官司,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徵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此彗星长六丈,足足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唐太宗对侍臣说:“天上出现了彗星,是提醒我没有仁德、政务有差错呢,还是这个彗星是个妖孽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看见彗星,就问晏子是何原因。晏子说:‘主公挖掘池塘唯恐不深,修筑台榭唯恐不高,实施刑罚唯恐不严,所以上天就呈现彗星,这是对主公的警戒呀!’齐景公非常畏惧,于是就修养道德,十六天之后,彗星就陨落了。陛下如果不加强仁政,虽然境内屡次出现凤凰之类的祥瑞之兆,终究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害变故,也不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盖世就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就放纵逸乐。如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德治,即使天上出现了彗星也不足为惧。”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自诩没有犯过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创业,北面灭掉了刘武周,西面铲平了薛举的势力,东面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些乱世枭雄。二十四岁时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海内升平,百姓安乐。自认为力挽乱世之狂澜,古来英雄无人可比,所以志得意满,傲视古今,这是我的过失。如今上天显示了征兆,这是在警告我啊!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他们骄奢淫逸,所以功亏一篑,在历史上如过眼云烟般迅速消失了。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每每想到这些,不觉胆战心惊,我是怕重蹈前人的覆辙。”魏徵说:“我听说历代的帝王没有谁没见过灾变,但只要能加强仁政和修养,灾变自然会烟消云散。陛下因为上天有变故,便能有所警觉,反复思考、反省自身,如今境内即使有灾害,其实也算不上是灾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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